古代史书把夏朝列为华夏第一个世袭王朝，从大禹治水、建立家天下到夏桀亡国，传统记载其延续四百余年。然而，经过数十年集中考古投入，学界始终未能找到一处能无可争议地自证为“完整夏朝”的实物证据。二里头遗址虽然在伊洛平原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区、青铜礼器、规整道路和阶层墓葬，显示出早期王权都市的特征，但仍有三大问题使其难以直接等同于史书中的夏朝。

其一是年代不契合。通过断代研究，传统上的夏朝年代约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，而二里头文化的测年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。也就是说，二里头只能覆盖所谓夏代的后半段，早期的“夏”几乎没有考古痕迹可寻。此外，二里头晚期与早期商文化存在百余年的时间重叠，缺乏文字证据时，很难把重叠期的遗存明确归属为夏或商。

其二是缺乏自证性文字。商朝之所以能被广泛认定，与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直接记载王名与国号密切相关，遗址与史书互为印证。相比之下，二里头出土的只有零散刻画符号，未见可连成句的书写材料，也没有“夏”“禹”等关键字样。这使得对遗址归属的判断只能靠考古学逻辑推演，而缺乏决定性的文字证据。

其三是国家体系残缺。史书描述的夏朝是统一中原的世袭王朝，但新近的考古发现显示，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地区并非单一大一统政权，而是由众多大中型聚落并立、各自设防、互为对峙的多国格局。即便被认为与禹都有关的遗址，其控制范围也相对有限，周边仍有独立的城寨对峙，难以支撑一个覆盖广阔地区的中央集权王朝形象。

早期学界曾把仰韶、龙山等文化与夏相联，但这些假设多被地层和考古证据修正或否定。与此同时，古文献也有“大禹时期诸侯多国”“商初诸侯数千”之类的记载，反映出远古时代基层政权分散的实际情形。由此产生的一种解读是：所谓“夏朝”，很可能是后世对上古若干时代与文化阶段的总体归纳，而非一贯统一的、由连续王室统治的政权。

综合考古与古史材料来看，更为合理的脉络是：夏代早期对应的是龙山文化晚期的诸多相互割据的部落与聚落，缺乏统一的中央王权；直到所谓夏代后期，二里头文化通过兼容并包、吸纳周边文化元素，形成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权力中心，才出现类似王权的组织结构。换言之，前两百年更多是时代与文化过渡、诸侯林立，后两百年才出现可称作区域性王权的考古证据—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“完整的夏朝”在材料上始终难以一锤定音。